经济学是一门入世的学问。经济学家不能像人文学者一样，天天待在自己的书斋里头就行了——其实我认为人文学者也不应该那么做。我们中国的很多人文学者，因为主要待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根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的逻辑。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飘在空中的吗？做政策研究、参与政策讨论可以拓展我们的科研视野，而且科研做得好，在政策界发言也更有分量，自然也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接触也是一样的，这与做学问是互补的。一方面，学者向社会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会给社会传递一个正能量，启迪民心，这是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学者在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民众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知道社会问题在哪里。

　　目前，中国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结合紧密，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牵涉政治因素。这是许多国家没有的现象。现在，新政治经济学有取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势。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有政治和经济接触面上的现象，中国的新现象多，又有特殊性，所以，我认为是最容易做出成果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涉及关于制度的争论。现在国际上很多学者，包括阿西莫格鲁这样的明星经济学家，他们在写文章和著作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在诋毁中国的制度，但至少是把中国的制度看作一个不可能长期成功的制度。阿西莫格鲁明确提出两种制度分类，一种是攫取型制度，另一种是包容型制度，中国在他的分类里是攫取型制度，不可能支撑长期发展。但我们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回应。

　　第二个领域是宏观经济学

　　中国其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基本能跟上国际的脚步，但宏观经济学却是掉队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是比较特殊的，本质上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比如，中国中央银行是归政府管的，最后的决策考虑的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了，而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宏观-政治经济学，这个方向目前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来过。如果能建立起宏观-政治经济学，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有价值，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价值。所谓的央行独立性，也是有争论的。斯蒂格列茨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货币政策不能完全只是央行的事情，因为它还牵扯就业等问题，不应该是个独立的问题。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有很多默契的配合。所以，美联储是完全独立的吗？很难说。

　　中国就更是这样。除了中央这一层，地方政府也很重要。有学者研究金融加速器问题，提出房地产行业是个金融加速器，因为它制造了很多资产，而资产可以变成抵押物，有了抵押物就又可以制造贷款，所以，房地产价格的提高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也是个金融加速器，因为它有很强的信用，所以，一家公司拿到政府的采购合同，就可以去贷款。我在我们家单元的电梯里看到一个广告，一家银行推出一个“政采贷”项目，就是允许企业拿政府的采购合同作为抵押物获得贷款，最高可以贷1000万元。这样，政府资产的增长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们的扩张和收缩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明显的作用，值得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去研究。

　　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学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做好的地方。当然，这和宏观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有关——宏观经济学习惯把制度设定为外生给定的，而这正是中国需要解释的东西。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需要打破制度的黑箱，发展宏观-政治经济学，这样很可能有所创新。

　　第三个领域是老龄化

　　日本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经济学成果，因为日本人不善于提出理论。较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多在美国，而且他们研究的也都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数学。这和他们的学术传统有关，注重描述问题，而不是提出理论。我认为我们不能停留在日本那个层面。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经接近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还会带来什么影响？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未富先老，研究中国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世界意义。我们国家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我们的经济增长直到2012年都没有减速，而后面的减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主要是结构调整和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率下降造成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个是储蓄率问题。中国老龄化后，储蓄率没有很快降下来，2010年达到顶峰。自21世纪初以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但我们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入壮年，储蓄率达到最高。这可能是维持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原因。另外，中国还处在上升期，也会推高储蓄率。

　　第二个是教育的作用问题。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教育回报率也越来越高，这可以很好地弥补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损失。

　　第三个是消费问题。在日本，老龄化的一大影响是消费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很少。日本央行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把利率压低到负数，也就是说，你到银行去存钱，非但不能得到利息，还要给银行钱。可是老年人非但没有减少储蓄，反而增加了储蓄，因为利息没有了，他们未来的收入就会降低，所以他们需要存入更多的钱，以备未来之需。而中国，未来还有至少1.5亿人要进城，会带动消费。

　　第四个领域是企业家的产生机制

　　对于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根本没法研究，这个问题就是：企业家是怎么产生的？的确，能否成为企业家，和一个人的秉性有关，而这不是经济学家能够研究的。但是，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有利于产生企业家的条件。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的产业集群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产业集群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首次出现已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它们的经济学家很少研究这个问题。而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工业化，我们要研究产业集群是怎么形成的，起什么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孕育企业家。在一个纵向的产业集群里，龙头一般是一个做贸易的公司，它接受订单，采购原材料，然后把制造过程发包给不同的家庭，形成产业链。

　　我想再次强调，最终能被人记住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一定是对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回应。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