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与决定性保障。从新中国成立到迈进新时代，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项接续探索推进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因此，梳理毛泽东同志对国家治理的论述与探索，对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家治理的前提和目标，必须围绕政权的性质与定位展开。早在1948年召开的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可见，新生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政治立场；同时，新生人民政权还须做实“好”字文章，即“为人民服好务”。从这层含义上说明，国家治理须高效有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打江山不容易，守江山更难。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给出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并依托鞍钢宪法、枫桥经验、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等，在实践中进行初步探索推进。

　　从“民主新路”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一脉相承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革命性转变。面对多元复杂的社会实际，在多方系统协同中、在充分参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这意味着人民的监督和参与贯穿于公权力运转的全过程，从决策、到决策的落实、再到决策落实中的及时纠错修正，努力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团结一切积极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治理中强调人民的监督和参与，是毛泽东“民主新路”思想在新时代的接续推进。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民主新路”，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一脉相承的是强调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国家治理中人民的监督和参与，这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中将民主阉割为投票选举、将国家治理等同为专家治国的逻辑。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在于制度文明，在于制度的健全、成熟并在实践中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以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必须边学习边创新，边探索改革边总结推广。与此相呼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凝练为“十个明确”，其中“第五个明确”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枫桥经验”这一基层治理方案的形成、发展、创新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纵观其脉络，是依托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1963年，毛泽东亲笔批示学习推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提出要珍惜并推广创新“枫桥经验”。60余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创新，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领悟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科学内涵，即：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坚持并不断改革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将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将更有力地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